古代湖北的中心是荆州，什么时候被武汉取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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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楼
江陵，也是由一座建城百年以上的先秦诸侯国的国都——楚郢都，逐渐演化成江汉平原地区最重要的□□、经济、文化中心。楚国灭亡以后，郢都城虽然荒废，但是作为地区中心城市的地位和影响一直没有丧失，只不过被其南侧后起的荆州城所接替，又持续发展了1500多年。
直到十三世纪后半叶，元世祖忽必烈至元十三年(1276)诏毁襄汉荆湘诸城，于江陵所在地区置中兴路，改隶河南行省，它的地位才渐渐跌落，让位给湖广行省的治所武昌。郢都、荆州能够成长为长江中游的区域中心城市是与江汉平原自然环境和交通区位的变迁息息相关的，长江干流及其周围水域肥沃的土地，既蕴育了这两座都会兴盛发展所必须的物质基础，也塑造了东达吴越、西抵巴蜀、北上中原、南下湘粤的十字型水陆交通骨架。
历史上任何一座城市的发展壮大，其城址无不具有交通方面的合理性，交通形势稳定，城市则历久不衰，交通态势改变，城市必然中落或发生城址转移。历史上的长江主泓在荆州地区是不断向南摆荡的，楚建郢都时，长江干流在今江陵城下，故，荆州城凭借濒江利济之势能从楚国的船官码头一跃而成区域中心城市。
唐、宋之际，由于江水主泓继续南移，江陵城南淤积成滩，津渡码头转移到沙头市(今沙市)。航船移泊沙市，沿江形成物资集散的商业市镇，荆州城独存行政衙署。一座城市的行政职能与经济职能相分离必定会影响它的发展，这是荆州从区域中心城市地位跌落的原因之一。当然根本的原因还不在于此。元、明以降，长江荆江河道的散漫与愈演愈烈的水害水患，因行政管理和控扼之需人为地改变荆州传统的辖属关系，全国政权中心从长安、洛阳、开封渐次移到北京，都影响和改变了长江中游的十字型水陆交通骨架的选位。
刊行于明朝后期，黄汴撰写的《天下水陆路程》记载了北京至贵州、云南二省的道路:自荆州府渡大江，六十里，方至对岸公安县；而北京至河南、湖广、广西三省水陆途程，由汉口渡江，仅七里，即至武昌府。渡江距离相差如此之大，显然，以荆州为长江的主要渡口，南下北上的优势已经丧失。武昌府及后来的武汉三镇取而代之，成为江汉平原地区新的中心城市也是势所必然了。
江陵，也是由一座建城百年以上的先秦诸侯国的国都——楚郢都，逐渐演化成江汉平原地区最重要的□□、经济、文化中心。楚国灭亡以后，郢都城虽然荒废，但是作为地区中心城市的地位和影响一直没有丧失，只不过被其南侧后起的荆州城所接替，又持续发展了1500多年。
直到十三世纪后半叶，元世祖忽必烈至元十三年(1276)诏毁襄汉荆湘诸城，于江陵所在地区置中兴路，改隶河南行省，它的地位才渐渐跌落，让位给湖广行省的治所武昌。郢都、荆州能够成长为长江中游的区域中心城市是与江汉平原自然环境和交通区位的变迁息息相关的，长江干流及其周围水域肥沃的土地，既蕴育了这两座都会兴盛发展所必须的物质基础，也塑造了东达吴越、西抵巴蜀、北上中原、南下湘粤的十字型水陆交通骨架。
历史上任何一座城市的发展壮大，其城址无不具有交通方面的合理性，交通形势稳定，城市则历久不衰，交通态势改变，城市必然中落或发生城址转移。历史上的长江主泓在荆州地区是不断向南摆荡的，楚建郢都时，长江干流在今江陵城下，故，荆州城凭借濒江利济之势能从楚国的船官码头一跃而成区域中心城市。
唐、宋之际，由于江水主泓继续南移，江陵城南淤积成滩，津渡码头转移到沙头市(今沙市)。航船移泊沙市，沿江形成物资集散的商业市镇，荆州城独存行政衙署。一座城市的行政职能与经济职能相分离必定会影响它的发展，这是荆州从区域中心城市地位跌落的原因之一。当然根本的原因还不在于此。元、明以降，长江荆江河道的散漫与愈演愈烈的水害水患，因行政管理和控扼之需人为地改变荆州传统的辖属关系，全国政权中心从长安、洛阳、开封渐次移到北京，都影响和改变了长江中游的十字型水陆交通骨架的选位。
刊行于明朝后期，黄汴撰写的《天下水陆路程》记载了北京至贵州、云南二省的道路:自荆州府渡大江，六十里，方至对岸公安县；而北京至河南、湖广、广西三省水陆途程，由汉口渡江，仅七里，即至武昌府。渡江距离相差如此之大，显然，以荆州为长江的主要渡口，南下北上的优势已经丧失。武昌府及后来的武汉三镇取而代之，成为江汉平原地区新的中心城市也是势所必然了。
发表于 2017/8/25 22:26:42
